论孟子对儒家哲学的贡献

萧雯佳

前言

众所周知，儒家学派是由被尊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所创立，而儒家哲学的基础也是由孔子所奠定。要处理及整理出孟子对儒家哲学的贡献，首先必须梳理及掌握先秦儒家学派的发展脉络。自从孔子逝世，其弟子散游诸侯，到处宣扬其学说，儒学才广为人知。让人惋惜的是，孔子生前努力栽培的继任者颜回不幸英年早逝，而孔子来不及在众多弟子中栽培另一接班人。于是，儒家在孔子逝世后群龙无首，一度失去了凝聚力。《孟子·滕文公上》曾记载：“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当时孔子的门徒打算推选有若出来主持大局，最终推选失败。

接下来，本文尝试在众多说法中，梳理出孟子的师承关系。进入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分化成各派，当中较有影响力及贡献的是曾参的“洙泗学派”与子夏的“西河学派”。曾参在邹鲁地区讲学，据说子思曾经师事于曾参门下。另一学派的子夏，则定居于魏国，设帐讲学。续曾子的“洙泗学派”后，鲁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儒家学派，由不同年代出现的子思及孟子为主力大将，被称为“思孟学派”。按司马迁《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轲，邹人也。受业 子思之门人。”由此可见，孟子所继承的孔子学说，很可能是沿着曾参、子思等人的师承之下而来。 

此外，欲讨论孟子对于儒家哲学的贡献，还有一现象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即孟子的历史地位有过很大的转变，整体发展是由低至高。在诸子百家兴起之际，孟子的学说充其量只是其中一学派，与当时天下盛行的杨朱与墨子学说形成对立关系。按《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于我，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到了晚唐，孟子的地位在韩愈大力推崇下，开始逐渐提升。韩愈以孟子为儒家“道统”的嫡传，认为“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宜行”。 他的提法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或新儒家所产生的影响深远。随着宋代学者朱熹整理及集注后，儒家经典除了《论语》及从尚书礼记中抽出的《大学》、《中庸》之外，《孟子》之书也排在《四书》之行列，并首度从子部提升至经的地位，其重要性大大增加。自从程朱理学被朝廷钦定为官学后，《四书》成了科举的指定用书，读书人必熟诵的课本。宋明之际，孟子在儒家哲学的地位迅速攀升，乃出现“孔孟”之称，在当时所谓的“五圣”中，孔子获得“至圣”之称，而孟子则被称“亚圣”。

本文在探讨孟子对儒家哲学的贡献时，除了梳理《孟子》之书对《论语》的继承及发扬，也不忘具体地讨论孟子立足于孔子的基础上，所发展出的孟派儒家学说。关于这部分，本文将集中论述其“性善说”所开拓的心性学、“仁政”下的“以德行仁”及“义利之辨”，并略谈及孟子学说对于后世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所产生的影响。

一、《孟子》之书——对《论语》的继承与发展

先秦儒学的传播，很多时候是依循讲学、游历于诸侯国及著书的脉络发展。续孔子之后，处在战国中期的孟子延续了孔子的方式，四处推广儒学。孟子怀着强烈的忧道忧学意识，努力地“距杨墨”而使孔子之道与学再度振兴与流传。在讲学方面，孟子曾聚徒讲学，弟子中的著名者有公孙丑、万章、乐正子等人。在累积了一定数量的弟子后，孟子开始周游于诸侯国，曾游历于宋、滕、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并且一度在齐国担任卿的职位。在《孟子·滕文公下》篇，彭更曾在诘问孟子时，提及孟子当时出游的队伍盛大：“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此外，孟子所到之处皆受到礼遇之待。遗憾的是，他所提倡的“仁政”及“效法先王”的政治理念与当时各国的时势不符，最终以失败告终。

孟子在晚年效法孔子，归还邹鲁后选择以著书的方式，让儒家学说流传下来。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的晚年大致是如此度过：“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历来，关于《孟子》一书有不同的争议，而杨伯峻教授按《史记》及众家所言，提出《孟子》著作虽然有万章之徒从旁协助，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与孔子略不同之处，活至80余岁的孟子寿命较长，因此晚年退而著书时，拥有充裕的时间著述，其所传世的《孟子》七篇不仅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也立足于孔子之学，将儒学发扬光大。记载孟子思想载体的《孟子》成书后，续《论语》而成为先秦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孟子在此书进一步阐述了《论语》所讨论或点出的儒家重要题旨。

从历史演变的脉络来看，《论语》乃孔子的弟子记载先师言语的语录本，由于其篇幅较短小，不少关于儒家重要命题的讨论皆点到为止，并没有具体的说明其定义或如何施行，略有不足之处。相较之下，《孟子》完整地记载了孟子与诸侯王或弟子等人的对话、辩论或讨论，篇幅颇长。按篇名来区别，所涉及的对象包括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 等人。其中，以记载与梁惠王的对话、与告子对人性论的辩驳等最为精彩，摆脱了纯粹的语录记载，展现了孟子正气浩然的雄辩之风。按《孟子·滕文公下》记录：“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在这段话里，为自己的好辩作风辩护，认为自己处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不得不展开雄辩来对抗他所认为的歪风。针对孔子与孟子言语上的差异，南宋陆象山曾说：“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由此可见，《孟子》一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作，其中的贡献在于无形中提升了儒学的思辨性与逻辑。

此外，《孟子》之书不仅继承了《论语》中的重要思想体系，也在这基础上继续深化儒家哲学，对此进行更详尽具体的解释或另外开拓自己的学说。《孟子》之书对于仁的论述，大抵仍是继承于孔子的学说，只是使其更具体与明确化。《孟子·告子上》将孔子的中心思想“仁”进一步具体化，与其“四端心”之说挂钩：“恻隐之心，仁也”。此外，孟子在阐述“仁”的涵义时，往往将它与“义”并列而谈，对“义”的讨论较孔子来得多。以《孟子·离娄上》篇为例，孟子提出：“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细读《孟子》之书，此类将仁义并列的论述散落各个篇章，并非孤立的例子。朱熹在《孟子序说》一文中，曾收录北宋理学家程子对孟子的推崇，认为“孟子有功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 简言之，孟子对于儒家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孟子》之书继承了孔子的“仁”学说，还另辟小径，将其进一步开拓至“仁义”之说。

二、性善论——开拓“形而上”的儒学心性论

作为开山之祖，《论语》承载着儒学创立者——至圣孔子的思想精髓，向来被列入儒家经学经典之中。相较于此，《孟子》之书到了宋代，其地位才从子部提升到经部，列入“十三经”里。然而，这并不代表《论语》所记载的儒家思想已到了至臻至善的境界。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哲学，最大的贡献是开始将“仁”放在人世间的道德规范相提并论，而文章所提及的“天”这概念，开始有规范及制约人性道德的作用，不再隐藏于神话、宗教的神秘面纱背后。至于“性”，孔子曾提及“性相近，习相远”之说，认为“性”属于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彼此的属性差异不大，是后天的环境影响了人所展现的品格。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其实早在孟子之前的曾参、子思等邹鲁学者，已经开始致思于这富有哲学意味的心性问题。其中，以孟子所提出的“心性说”最为完善及具备深度，某程度上解答了仁、义、礼、智这类美德从何而来的提问。具体而言，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并将之具体化成四端心来进行论述。在《 孟子·公孙丑上》篇里记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段话显示，仁、义、礼、智等原属伦理规范，即一种外在形式的规制，经由孟子的发展而遂转换成内在的理性，成为儒家心性学里最重要的基础。相对于告子所说的“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认为每个人的心皆存有善端，但要视乎环境才能使善端在心中发芽，并且体现在外。以《孟子·告子上》篇为例，孟子观察到社会动乱与心性有关联：“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孟子心性之学的另一特色，是重视道德实践的修养工夫。从上述的四端之心，孟子进一步延伸至“存心养性”的讨论，即初步提出了修心、养性、养气的概念。首先，孟子沿着孔子的思路，将修心与其四端心联系，提到了人必须自省，一旦发现四端心有所更动，就必须通过“求放心”将其寻回。在《孟子·告子》篇，孟子引了一段孔子的话：“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心是飘渺、难以捉摸之物，必须好好存养。至于如何存养，《孟子·尽心下》篇提到：“养心莫善于寡欲。”本心之善端很容易被外界物质的诱惑而被掩盖，唯有去除多余的欲望，才能抛弃嫉妒、贪婪、痴迷等不良心态。心与性的关系，孟子提出“性”可内在于人心，谓之“人性”；超越于人，则与天道、天命为同质。因此，尽心可以知性，知性可以知天。孟子这样的心性之讨论，使道德开始往形而上的方面发展。

除了心与性，《孟子·公孙丑上》篇里孟子还提及与天道相通的“养气论”：“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这种“气”的概念与如今所谓的“正气”或“道德勇气”类似，必须用正义来长期培养，才能达到崇高的人格追求。比起孔子的性乃天性，孟子提出的“浩然之气”衔接人与天、自我与外物，从而使宇宙与人有了直接联系，奠定了儒家哲学形而上的基础。作为先秦儒学，孟子所提出的“气”尽管只有梗概，但为北宋的宋明理学开了一条小径，其贡献是不可被抹去的。以北宋理学家张载为例，他所提出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借鉴了《中庸》、《孟子》的道德之“气”，续而将“气”上升至哲学本体的讨论。当然，到了宋明理学这类“心性论”开始往更高的境界开拓，所触及的范围更广阔。例如，张载的“心性论”借鉴于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但其讨论的“心”不再是局限于善，而是能体悟万事万物。 

换话说，儒家式的心性之学肇始于孟子，后来的宋明新儒家主要在这基础上继续发展、开拓。比起道家庄子的“心性之学”，孟子强调的“内圣”属于道德修养的范畴，是儒家内圣之学的源头活水，在儒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孟子保存了儒家“内圣之学”的重要源头，即仁。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通过四端说，首度将属于外在体现的“仁”与内在的“心”联系。“四端”说是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孟子对先秦儒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北宋理学家程子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孟子这种心性论的确立，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找到一定的理论根据，并往哲学靠拢。

总而言之，孟子在论及“性善论”与“心性学”时提出的四端说，带有先验性色彩。孔子的“仁”强调的是处理好人际关系，而孟子的四端心则开始转化成“形而上”的哲学体系，不再局限于世俗间的互动，初步与精神、宇宙有所联系。孟子对儒家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心性之学，为儒家的道德理想提供了一套理论。从儒家哲学的发展史来看，他对于宋明理学与心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力。宋代儒学复兴时，张载、朱熹、陆九渊等人在孟子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心性学，这方面的探索一直延续到明代，王阳明所提出的“良知、良能”之观，与孟子的“性善论”相比，仍有相通之处。 

三、仁政——提出“以德行仁”的民本政治

孟子的仁政继承于孔子，孔子对仁政立下了若干道德原则。在《论语·阳货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得人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要求君王自身必须符合道德规范，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至于具体应该如何着手，在《论语》中鲜少论及。《孟子·梁惠王上》提到“仁政无敌”，并详尽地提出了仁政的内容及落实方案。其中，孟子所建议的具体方案包括了三类，即教化与民生并重、均平及推己及人，而这些途径都与德教有关。

首先，孟子向统治者提出了民心的重要，强调为政必须以民为本。在《孟子·离娄上》篇里，孟子说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之所慕；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他认为只要统治者只要掌握民心所向，不违背贤明的卿大夫的意愿而行事，就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孟子在《孟子·尽心上》篇则强调了善于教育人民的重要性：“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再好的政策，如果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也是徒然。对于民生的重要，《孟子·公孙丑下》进一步阐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兴盛除了倚靠天时、地理环境，最重要的还是“人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施行“德政”。

接下来，孟子还提出了财富均分的概念，即避免贫富悬殊或国富民穷的糟糕局面出现，那么民心自然就会依附于明君的统治之下。《孟子·梁惠王上》篇建议的划分法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假使人民没有足以养活家人的口粮（恒产），那么君王又怎么能责怪人民铤而走险呢？国君要达到“推己及人”，就必须以身作则，做到《孟子·梁惠王上》篇所提及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小恩惠从自身出发，然后扩展出去，很快就会惠及老百姓。

在政治方面，孟子的贡献在于一反传统，打破阶级的隔阂，强调人人平等的概念。《孟子·告子下》中提到：“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将道德落实在日常生活，努力使自己走在正义之大道上，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孟子虽然提出“法先王”，但并不是将他们摆在遥不可及的高度去崇拜，而是要人们与他们为榜样来学习。孟子最引人瞩目的民本思想，在于他曾在《孟子·尽心下》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首度将君的位置拉低，反而以民为贵。在孟子心目中，唯有以德行政的国君才配得上其称号，获得人们的尊重。失去德性后，君的地位则可以被推翻或受到挑战。例如，孟子在《孟子·万章下》直接告诉齐宣王：“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孟子·梁惠王下》则提到孟子对推翻暴君的看法，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见，孟子不按照世袭的皇权来看待皇位，失德者将自动失去由天赐的皇权，因此暴君被杀并不算弑君。

总结而言，孟子对于儒家哲学的贡献，在于他抬高了仁义的价值，强调了以德行政的重要性。其中，最让人瞩目的转变在于将君权与德行紧密联系，不仅推翻了君主至上性，也否定了旧传统中有权力即有道德的合二而一论。自古以来，无论是阶级观念或尊卑秩序，都是“君尊民卑”。孟子拥护民本思想而提出“君轻民贵”，反映了历史巨变。孟子之所以轻君，相信与当时天下社会动乱及周朝体制崩塌而天下大乱有关。值得留意的是，孟子否定的是僵化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不是主张否定君主制度。孟子是古代明确提出德教概念的第一人，强调了“以德论政”的重要性，并且大胆地批评暴君的恶行。 

四、义利之辩——树立“义至上”的儒家伦理观

 “义”与“利”的辩难，一直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几乎每位儒家学者对此都有精彩论述。 在儒家哲学里，义利之辩首见于《论语·里仁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此，孔子针对义利作了基本的区别。之后，孟子将孔子的“仁”与义结合，提出“仁义”的概念。以《孟子·尽心下》篇为例，“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义利之辨始于孔子的“重义轻利”，两者区别仅在于轻重之分。发展到孟子的儒家学派，则成了“贵义贱利”，价值观的判断开始介入抉择。

孟子所提倡的“义利之辨”可分成三种不同的层面来论述其意义，即治国方略、人兽之分与道德目的。 孟子相当看重“义”与“利”如何落实到治国方略，并强调统治者在这方面扮演着领导作用。证明在于《孟子·梁惠王上》作为开篇讨论，孟子直接就进入有关的讨论：“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考虑到君王的言行将上行下效，因此不认同梁惠王一见面就询问有何利的做法。这是因为如果先讲利而后讲义，义将难以用来规范利。倘若国君考量国家大事时念念不忘利益，则容易为了扩展领土而掀起战争，臣下及百姓被利益蒙蔽双眼的话，也很容易会走上歪途。

接着，孟子的义利之辨也涉及到人兽之分的意义。这方面的讨论见于《孟子·离娄下》的一段文字：“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孟子通过这段话阐述惟有具备思维能力的人类才会在义与利之间作出抉择，而不是凭着本能的欲望而趋向选择利益。此外，孟子提醒君子要将推行仁义，而非把仁义当作手段、工具来使用，以谋取私利。孟子提倡的“义”实际上是具体行为的准则或规范，延伸自“羞恶之心”的讨论。“义”是将人与兽区别的重要指标。以“义”为准则的话，选择“义”则上升为人，反之则成兽。

第三层面的“义利之辨”是与道德目的有关，对此孟子提出了其“舍生取义”的儒家伦理观，用来扩充孔子的“杀生成仁”之说。 《孟子·告子上》中记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以鱼与熊掌的比喻，形象化地提出了要在义利之间作出抉择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对于君子而言，当生命与正义不能同时获得时，舍生取义成了必然的抉择，无须再斟酌。孟子认为道义的重要性超越了生命，涉及到国家民族大义或个人人格、自由与尊严时，应为了保持气节而大气凛然地选择赴死。孟子“义至上”的选择与浩然之气搭配，成了塑造君子精神面貌的重要因素。

简括之，孟子继承及发扬了孔子的“义利之辨”，对后世儒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的儒家哲学派继续对此论辩，而辩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义高于利”和“唯义无利”的论证上。《孟子》讨论的“义利之辨”往往被误解成两个对立面，持此观点者有汉代董仲舒、宋代朱熹，而孟子本意是将“义”视作是否能谋利的价值标准。孟子对于“利”的讨论，原本就较“义”出现的频率来得少，而“义”的讨论往往与“仁”字搭配，很少直接与“利”相提并论。

结语

儒家哲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先秦儒家哲学以创立儒学的孔子为群龙之首，孔子逝世后的儒家学说则战国中期的孟子及战国末的荀子继承与发扬，前者主要专注于内圣而后者将焦点放在外王。在儒家哲学脉络里，孟子在儒学发展中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角色，通过讲学、游历诸侯国及著书方式，努力地推广儒家学说。孟子的历史地位及重要性在宋明时期大幅度提升，乃被奉为次于孔子的“亚圣”。近代学者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孔子比喻为苏格拉底，荀子为亚里士多德，而孟子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则被誉为“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孟子与荀子是孔子逝世后，获得人们公认的两位儒家大师。

亚圣孟子对后世儒学哲学有诸多贡献，这些影响与贡献主要是体现在《孟子》之书所记载的思想精髓。此书不仅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在篇幅内容、思辨性等方面都较《论语》来得完备。通过《孟子》一书，孟子所继承及发扬的儒家学说得以广泛流传。具体而言，孟子的性善论与心性论阐述了四端心与浩然之气的概念，将儒家带往形而上学的哲学方向发展。 在政治方面，孟子提倡以德行仁的仁政，强调民心的重要性。尽管孟子倾向民本思想的政治观在当时没有被诸侯君王采纳，但也带给后人一些借鉴与启发。在义利之辨中，孟子提倡的“舍生取义”观念，影响着后来的儒家哲学步上“义至上”的道德途径上 。